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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目录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。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。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，西禾急得满面尴尬，直向钟书递眼色；事后他犹有余悸，怪钟书“胡闹”。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。他带几分不好意思，随着大家笑了；傅雷还是幽默的。
傅雷的严肃是严肃到十分，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。他自己可以笑，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。在他的孩子面前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。阿聪、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顽童，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。大人说的话，也许孩子不宜听，因为他们理解不同。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。有一次，客厅里谈得热闹，阵阵笑声，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。忽然他灵机一动，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，把门一开。只见门后的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，正缩着脖子笑呢。傅雷一声呵斥，两孩子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。梅馥也赶了上去。在傅雷前，她是抢着去责骂儿子；在儿子前，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，自已温言告诫。等他们回来，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。但过一会，在笑声中，傅雷又突然过去找开那扇门，阿聪、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。这回傅雷可冒火了，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。只听傅雷厉声呵喝，夹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；一个孩子想是哭了，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。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，只装作不闻不知，坐着扯谈。傅雷回客厅来，脸都气青了。
傅雷爱吃硬饭。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、干爽；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，他全让给梅馥了。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，可是我也看不到他的固而不执，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。他有事和钟书商量，尽管讨论得很热烈，他并不固执。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〈新语〉，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。他有些朋友（包括我们俩）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使孩子脱离群众，不善适应社会。傅雷从谏如流，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。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贴，他就临什么字贴；钟书忽然兴用草书抄笔记，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贴来，并有用草书抄稿子。
解放后，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。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，路过天津。傅雷到北京来探望陈叔通、马叙伦二老，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。当时我们另一位朋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，央我们夫妇作说客。但傅雷不愿教法语，只愿教美术史。从前在上海的时候，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，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“Art（美术批评家）。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。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，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，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，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留下，傅雷决计仍回上海，干他的翻译工作。
